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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寺:广安历史上的佛教“衙门”

发布时间:2015-07-06 00:00:00    来源:    作者:

报国寺遗址处的大坝子。

“两江行”采风活动开始以来,记者一路关注过不少古寺,也一直认为,寺庙中的僧人都是“跳出三界外”的出家人,除了遵守本寺内的一些规矩外,想必不会再有人管着他们了吧。但5月27日,采访组进入广安区官盛镇,走访了该镇境内的报国寺遗址后,记者才发现,自己先前的想法错了,相反,在古时,全国的佛教,是有着统一而完善的管理体系的——一个地区,专门存在管理辖区佛事的寺庙,具体地讲,这就是我国历史上传承已久的僧官制度。

报国寺,便是我国古时僧官制度的产物和见证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旧时广安佛教的“衙门”,有着居于其他寺庙之上、并负责本辖区佛事管理的特殊地位。

一座威严而宏大的古寺

报国寺即为村名,寺庙遗址的具体位置在报国寺村6组,秀峰寨下。

打开卫星地图便会发现,官盛镇被渠江包着绕了一个大圈,如同一个半岛。而秀峰寨在这个区域内则如一个地标,平地里突起一石峰,方整如切,虽说寨上面积几为数亩,有点小巧秀气的感觉,但却很是打眼,方圆十里皆可看见。而在古时,这样的地方,必为风水宝地。因此,不知什么时候,报国寺便建在了这里,坐北朝南,背靠秀峰寨,面向渠江,距渠江仅0.5公里。

“你说报国寺哦?那以前不是一般的大。走嘛,我带你们去看。”来到报国寺遗址附近,现年69岁的当地村民谢明忠主动为我们当起向导,他一路走一路介绍,“报国寺占地少说也有20多亩,以前没拆时,相当气派。”

来到一大排石阶前,谢明忠指着石阶说:“这就是以前进寺庙的梯子。”只见该石阶宽约5米、高约3米,共有10余级梯步,似乎要让人们一来到寺庙前就能感受到它的威严气势。

谢明忠在石阶正前方仅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说道:“以前,就在这儿有个石牌坊,有两层楼房那么高,牌坊上面写有‘报国寺’三个大字。”他介绍,牌坊上方两端,分别雕有一块形状像牛角的石头,称为牛角石,风一吹,牛角石便“呜呜”地叫;而在牌坊中间的两根石柱上,还雕着一对石狮,长约1米,相当精美。

沿着石阶上行,至石板铺成的稍窄的平地,谢明忠说:“我们这时走的,是一座旱桥,你在侧边就可看到桥洞。”记者不觉惊异,下面没水,为何还要修座桥?到侧边一看,还真是的,其为一座单拱石桥。记者索性快步走下石阶,钻进桥洞,看拱梁上是否有文字记载。仔细观察,桥洞里无任何字刻。该桥应该与寺庙一同修建,具体建于哪个年代,还待考证。不过,从其桥拱形制来看,似乎与大良城的寨门门拱有几分相似。据说,大良城的寨门形成于南宋时期。

桥的两侧,以前还各生一株金桂。谢明忠年幼在报国寺里面上小学时还看见过,树径约30厘米,五、六米高,“金桂长得慢,这两棵估计有100多年。”

回到桥上,前面是一座民居。据谢明忠介绍,这座民房处,以前是寺庙的正殿,名为佛爷殿,殿堂很宽敞,屋梁也很高,里面的木柱头直径约有1米。

他还说,正殿里还有一对牛皮大鼓,那气势,就像旧时县大老爷审案一般。当年,这对大鼓是否是在审案前所用,记者不敢确定,但一般情况下,大庙里均有大鼓,又称为法鼓,常在住持上堂、讲佛法时所用,敲击法鼓的目的,是告知寺院内的众僧,应尽快集中到正殿里来。报国寺里有法鼓,由此可以证明,当年寺庙里的僧人众多,因此在需要集中在一起时,便以鼓为号。

绕过民居,便是一个大坝子,全由石板整齐铺就,面积约两亩。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个刻在地面上的围棋棋盘,共72格,据说这是寺庙里的僧人留下的。大坝子往上,则是一层约1.5米高的台阶,由条石砌成,上下通过一条仅1米宽的石阶相连。而这一层,以前是观音殿,现在已看不到房屋,长满了藤蔓。

大坝子右边,像是一个大天井,现仅存长约15米、宽约8米的天井坝子,而周边的土墙房则是农民后来自修的。谢明忠说,这里以前是个四合院,是僧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左边也有这么一个,但在修基点校时占了。

现年73岁的李继明便住在右边的四合院处,他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四合院被拆了,他们在原址上另修了土墙瓦房。至今,他家里还藏着寺庙里的一些“宝贝”,边缘雕满祥云图案的石脚盆原是菩萨的坐台,大石缸子是将就原佛爷殿里的飞来佛座石打成的。而上世纪60年代,他母亲还将家里的一对青花瓷坛给卖了,换了几十元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了——青花瓷坛也是原来寺庙里的。

报国寺当年到底有多少僧人,当地村民没有谁能说清,但凭着其遗址的规模,这无疑说明报国寺是一个极为宏大的寺庙,以至于记者不禁为之惊叹——毕竟,“两江行”以来,这是记者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古寺遗址了。

住有僧官专管广安寺庙

在采访时,记者得知,在报国寺附近,住着一位88岁的老人,名叫蒲跃俊,关于报国寺的故事,他或许知道更多。

然而,当记者采访他时,发现他知道的也不多,“解放前,寺庙就没有和尚了。但当时里面还可以看见许多菩萨,反正这个庙子大得很。”

不过,老人却提供了另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报国寺住得有僧官,要管周边好几个大庙子,像华蓥那边的褒先寺、招勋寺,广安这边的半边寺,都归报国寺管。距报国寺不远,以前还有个僧官坟。”

“僧官”一词,记者还是头一回听说,于是试着用手机上网一搜,呵,历史还真有僧官这么一回事。

原来,我国历史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开始实行僧官制度了。到了宋代,更是比照科举制度的方式试经,以此来选拔僧官。

明清时期,僧官制度达到鼎盛。明太祖朱元璋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建立起一套严密而纲目齐备的僧官网络,明确厘定各级僧官的品阶俸禄,将僧官完全划入政府官员的体系之中。他将僧官从中央到地方共划分为四个层次:京都设“僧录司”,统理天下僧尼,其成员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府设“僧纲司”,有都纲、副都纲各一员;州设“僧正司”,内置僧正一员;县设“僧会司”,内置僧会一员。这一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末年。

自僧官制度施行以来,各级僧官均享有朝廷俸禄,但明清时期的各级僧官不置署,僧司直接设在寺院之内。僧官如同政府官员一般,要参加朝会,接受考铨。

所谓“考铨”,即铨选考试,内容为身、言、书、判四科。身,就是相貌要端正;言,就是言词要清楚;书,就是字要写得端正美观;判,就是要有审断案牍疑议的能力。这里的“判”,便明确指出,僧官要像官员一样,断理辖区佛教界的各种纠纷,这也是僧官职责中的主要部分。由此,记者不禁想起了谢明忠所言,即:报国寺的佛爷殿里有一对法鼓,看那样子就像县大老爷审案一样。

根据明清时期的僧官制度,一个州和一个县均只设一名僧官,报国寺的僧官至少也要管辖一个县的寺庙了,远不止当地村民所言的周边几个寺庙。由报国寺的那一对法鼓,记者推想,当年报国寺的僧官或许就在佛爷殿里审理各个寺庙或寺庙之间的一些重大纠纷呢。

在此,记者进一步推测,广安历史上的僧司,应该就设在报国寺。或许可以这么说,报国寺就是广安历史上的佛教“衙门”。

关于僧官坟,蒲跃俊老人说,坟墓修得非常漂亮,胜过报国寺的牌坊,只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得一干二净。

村民讲述寺庙始建于唐

曾经的报国寺,规模如此宏大,且住有僧官,其地位犹如广安佛教界的“衙门”,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寺庙,人们或许更想知道报国寺的具体历史,尤其是它的始建时间。但问起当地村民,却均说不知,别说修建年代,他们甚至连报国寺里的和尚都没看见过。

原来,报国寺在解放前就不是僧人生活的地方了。蒲跃俊老人说,在他小时候,报国寺就已经有私塾了。解放后,报国寺办起了小学和高小,名为官盛三校,有10多个教学班,一个班有60多个学生,周边三、四个村的学生都在这里读书。

不过,记者在稍后走访落鸿渡时,却异外有了惊喜发现。

落鸿渡是渠江上的一个著名渡口,它位于广安的古民道天(池)广(门)道上,连接华蓥永兴镇与官盛镇,其主要部分还应在华蓥市永兴镇一侧,而位于官盛镇这一侧,则位于报国寺村2组。

现年79岁的谢忠华便是报国寺村2组的村民,当问起寺庙的修建时间时,他十分肯定说:“最早是唐朝修的。我在报国寺读高小时,看到梁上写得有。”稍后,他又略微叹惜道:“可惜,2003年时,报国寺被当作危房给拆了,那些木料都被卖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报国寺的历史,记者先后查阅了清朝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光绪5个版本的《广安州志》,以及成书于宣统年间的《广安州新志》后发现,从清咸丰版的《广安州志》开始,才有“报国寺”的记载,而咸丰版与光绪版仅记其名,不见其详,《广安州新志》也只有一句话:“报国寺,禀生陈席珍有诗。”报国寺具体在哪个位置,距州治有多远,却均无记载。

作为一个规模宏大且地位极高的寺庙,地方志书却鲜有记载,这实在是让人疑惑。记者转而一想,或许有这种可能:报国寺作为州级僧司,其僧官地位与州官平级,以至长期不受地方管辖,不与地方官府往来,甚至还略显傲慢,而长期让地方官员对报国寺耿耿于怀而不愿往来,以至于官府在写志书时也故意把报国寺弱化,甚或不予记录。而《广安州新志》实为州人周克堃私人所撰,非官方组织编写,故还能比《州志》略详,但周克堃也为官人,还乡时被朝廷赠封通奉大夫,相当于从二品,级别不低,想必他深知地方僧司与地方官府之间不合这一普遍现象,故也未对报国寺予以详记,而仅仅提了“禀生陈席珍有诗”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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